行走学校里的日子
2006年3月4日，欧阳然然被父亲送到了位于江苏淮阴的一家行走学校，接受半军事化的严格训练。这家行走学校以专收差生为特色，包括越来越多的网瘾少年。
每天顶着烈日行军20-30公里，晚上经常紧急集合，高强度的训练让欧阳然然吃尽了苦头。
“好几次睡意朦胧中，看着几个管带(行走学校的老师)把学生们按在地上打，看得我心惊胆战，完全没了睡意。” 欧阳然然回忆，“不过我从未挨打，因为我在这里学会了以前所讨厌的虚伪、圆滑，懂得了怎样做老师才会开心。
根据老生的“教导”，欧阳然然知道了如何通过5封信说服家长过来接自己回家： 第一封，描述行走学校的苦，好让家长心疼；第二封，夸行走学校的好，表示自己已经适应了；第三封，表达自己在和行走学校比较后，才发现家里有多好，尤其是爸爸妈妈的好；第四封，忏悔自己曾经浪费的时光；第五封，表达自己想回家，想回学校读书的强烈愿望。 5封信写完后，欧阳谦果然过来将被“改造”好的女儿接回了家。 此时，欧阳然然已经在行走学校度过了4个多月，逐渐习惯了用拳头解决问题。回到老家后，由于体质好，还在行走学校里练习过军体拳，欧阳然然成了“孩子头”。即使是比自己年长的初三学生，她也敢毫不客气地冲上去“教训教训
2007年5月8日，欧阳然然被再次送进了行走学校。一进去，她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学霸”，不但打学生，连管带都打。 由于太难管教，欧阳然然被关进了特训班：不准接电话，背诵大量的文言文。 8月，欧阳然然带着行走学校里的一个韩国小女孩，奇迹般地躲过学校墙上的红外线报警装置，逃回了浙江老家。
回家之后，绝望的父亲只得将练就了“一身本事”的她软禁在安装了防盗门、防盗窗的房间里。至此，身心疲惫的欧阳谦为了女儿已经花去了150多万元。 “行走学校回来以后，孩子确实变得开朗了一些，不再像以前那样自闭了。”欧阳谦说，“但还是无法回到正常的学习中去，女儿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 谁是管理者？ 两个月之后，欧阳然然被父亲带到北京，参加另一个戒除网瘾亲子互动夏令营。 对欧阳谦来说，这已经是最后一战。 “3年了，家不像个家，我们夫妻的工作也基本上停了。”欧阳谦说，“我们也快要放弃了。
此时的欧阳然然对戒网瘾机构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她只希望别再让自己输液、吃药就好。 “不过又是个骗子。”去之前，欧阳然然对父亲说。她没想到的是，恰恰是这个夏令营让她回到了校园里： 没有电疗、输液、药丸，也没有严格的看管和军事训练，更多的是素质教育课程以及与家长的交流和互动。许多网瘾少年被鼓励走上讲台，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些从来没有过的感受让欧阳然然看到了改变自己、改善与父母关系的希望：与父母难以沟通事后被证明是她沉迷网游的重要原因。 夏令营结束后，欧阳然然的父母与活动的组织者之一陶宏开教授进行了长谈。长谈的内容依然是沟通、父母教育方式的改变，以及青少年素质教育。 “解脱网瘾的根本途径是亲情以及素质教育。”陶宏开说，“但充斥着药物治疗、军事训练甚至体罚的各种戒网瘾模式中，亲情和素质教育却常常被忽略了。这也是整个行业逐利、混乱的表现。” 另有观点则指出了政府在管理上的缺位。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网瘾戒治机构都是由政府牵头发起、政府拨款运营，向网瘾青少年提供免费救治。”长沙民政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史铁尔教授说。他发起的湖南戒除网瘾家长支援中心旨在为网瘾少年和家长提供低成本、免费的戒网瘾服务
史铁尔认为，政府即使无法大规模提供免费戒网瘾服务，至少也应该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和规范化标准，让从业者有法可依。 “该由哪个部门来牵头管理戒网瘾机构目前还不好说，但个人认为不宜采取行政措施进行管理。”郝向宏认为。 郝向宏特别强调，青少年网瘾问题事实上早已引起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注： 2006年12月下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时，一些常委会主审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关闭所有的网吧。另一些则提出政府有偿接收网吧，把网吧里的设施无偿赠送给学校和社区，让孩子们免费上网。
反复讨论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3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并鼓励研究开发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产品，推广用于阻止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的新技术。这被认为是这次修订的五大亮点之一。 更多的具体工作也在陆续进行当中。 “今年年底，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将请卫生部有关机构对一些戒网瘾机构的案例进行评估。”郝向宏介绍。2008 年8月，卫生部中国心理医学会、中国成瘾医学会还将邀请国际、国内的专家对网瘾用药标准进行讨论。 但无论如何，尽快对现有戒网瘾机构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一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制定网瘾治疗模式的标准、制定戒网瘾机构准入门槛，以及由专业机构对其效果进行评估。”郝向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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