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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主流社会概念中的“残障人士”，因为我天生盲目。一些朋友们告诉我这样很酷，因为我不必用眼睛看，也能分辨出许多明眼人“看不见”的东西。这一缺陷使我有机会张开心眼，用内心的光芒照亮外我的三维空间。当然，我自己认为这不算残疾，而且也不打算与社会福利部门争辩。
再用一些文字简单介绍我的经历。我十岁起学易，广结天下奇人异士，慢慢积累了一些名声，替人看病消灾、指点迷津一类。我的生意原则很简单，我不会见死不救，别人也不该知恩不报，大致有个良心道理才是。
去年夏天，朋友请我去看一个病人。她的名字叫阿玫，是我那个朋友的女友的表妹。朋友告诉我说，“心理医生也看过了，说她得了什么游戏痕症候，治了一年也没见起色。”
“那女孩子有什么异常？”我问朋友。
朋友的声音有些踌躇，我知道他是怕我觉得荒谬，所以犹豫：“哎，她觉得自己是游戏里的角色，另外有人在操纵她的行为和意志。她家境殷实，正经的兴旺人家，只这一个女儿……如果不能治，哎，教人说什么好？”
于是我答应去看看她。
阿玫闭门不肯见我，我听到她对她的父亲说：“我不看江湖医生。”
“我问过人了，大家都说他灵，不是平常的江湖医生。”
阿玫似乎穿一件宽大的衣服，我猜是睡袍。我没有“看”到她，我是觉察到的……我觉察到阿玫的“神情”是戏谑的……不过我不生气，她是聪明美丽的女子。这样的女子让我体味到生活本来很美好——虽然做人常有些挫败与自卑，仍然是美好的。
我正坐在客厅里有一口没一口地喝茶，他们父女二人在房间里小声争论。我托我的朋友转告她，“只当是朋友间随便聊聊。说治疗什么的，不敢当不敢当。”总之说了一些好话。
后来我和阿玫做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朋友。我假装相信她所有的话，教导她假装病愈，不再让周围的人担忧。阿玫得到了一个肯听她说话的人，心情渐渐转好。而且，当她肯作假演戏之后，她所感受过并深受困扰的，来自至亲好友的冷漠、回避、压力等等也开始减轻了。她深深理解了我告诉她的话，“不去追究真相是我们所有人的存在模式，不要想突破它，突破它将带来灾难。”
她开始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我不喜欢她那样穿——我爱她原来喜欢的白色，所有鲜艳的颜色在我的概念里不过是深浅不一的灰。当然，只要她心情好，随便她怎样穿。
我得了她家不少报酬，逢个大小节日、或者随便找个由头，恭恭敬敬地送来。我也不便拒绝，“拒绝”在病人家属的感觉里，和“不能治”是一个意思。我一律收下，只是全记下来，等她的状况再稳定一些，全部送还给她。她并没有什么“病”，怎么敢收她的问诊费？我前面说的良心道理，可不是拿来装饰门面的。
当得知阿玫的死讯后，我把这笔账捐给了一个一心想做隆胸手术的女孩。刚刚听闻阿玫死讯的那段时间，我的心情低落。只想让适合这个世界的人，快快圆了自己的梦吧。
我用了一些时间治疗自己的伤痛。
我想说说阿玫的故事，真正的阿玫的故事。前面的那些，其实只是她与我故事的交集——也许，只有我才耿耿于怀，它只是我的故事。
阿玫的童年生活中充满着各种控制欲旺盛的成年人。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遇到，只是无法和阿玫比。父亲认为她是家中的另一个听话的女人。母亲命令她：“你要听我的话！”母亲将种种忧虑转化为对“不能控制”一事的惧怕。母亲追求“可以控制”这一感受，甚至到达了难以理解的程度。幼儿园和学校中的老师忽视阿玫，因为她已经够乖了，不需要再注意。
阿玫曾对我说：“我想摆脱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我不听，我将受到惩罚。”
“什么惩罚？”
她想了想，然后说：“我也不清楚，或者，是孤独吧。”
当时，我问她，“那个声音是操纵你的那个人的声音吗？”
“我不知道。”
“你觉得呢？”
阿玫说，“我觉得，是那个人的声音。”
阿玫把“那个人”称为“柜子里的人”。她说，她从童年时代起，习惯了在自己的房间里留一格空的柜子，心情不佳的时候就躲进去。后来有一次，她恋爱失败，刚想躲进柜子里，却看到柜子里已经有一个陌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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